[6]英国人对普通法院和普通法的崇拜以及对法国行政法院制度的敌视根源于对英国历史上特权法庭的憎恨。

进入专题：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行政问责制 。时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被撤销党内职务处分：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受记大过处分。

自问责因2003年非典而被正名以来，尽管至今为止，有关问责内涵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但这似乎并未影响到问责机制在大陆政坛整肃吏治、以儆效尤的治吏功能的发挥。可见，问责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其剑指享有领导权的掌权者。综上，笔者认为，与以往问责事件相比，我国政府对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处理，确实在很多方面都是可圈可点的，无论是执政者在这起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回避问题、敢于承担责任、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的真诚与决心，还是整个问责过程包括最后问责决定的作出，基本上能够做到在制度预设的轨道上有序地进行，这足以表明问责这一具有鲜明民主特质的治吏机制己然与我国别具特色的本土资源实现了初步的融合。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另案一并处理2人。但倍感遗憾的是，所涉官员最终问责处理形式与其被问责的理由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够明确，这种问责结果的不确定性恰恰反映出我国目前问责制度在实体规制层面的不足，尚需进一步研究。

在问责制发展的初期，由于问责在我国先天并不具备法律依据，其运行的程序和规则更多地要依赖政治维稳的需求，但随着问责实践的不断深入，告别风暴、走向理性已经在别具中国特色的问责发展轨迹中充分显现出来。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记过处分。与计划秩序相对之市场秩序是一种由无数单个主体间的彼此调适所促成之偶合秩序（catallaxy)，而人类社会中市场秩序之普遍生成状态亦指向其如此本质：交易、交流、沟通、互动。

置身于此平台之上、不囿圜于法学上之方法的藩篱、脱身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之囹图的和谐行政法为中国行政法学塑造了一种自我意识，并借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价值的准确定位、深厚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一条从中国问题出发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的路径，而结束中国行政法学历时已久的漂泊之旅，解救其于社会转型期的一场整体性危机。Luo Haocai, Core and Theory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Law, 8 Jurisprudence, (2002)．[5]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Yu Keping,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0)．[8]进入20世纪，西方出现对法治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形式法治由此而向在其框架内部输入新的精神或价值以期纠正其固有缺陷之实质法治及致力于统合与超越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新型法治发展。王学辉：《群发性事件防范机制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又对行政相对方加以规范，以防其滥用权利……，[5]于此，我们始明平衡之真正意旨原为：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对立性前提下，对双方施以制约以防对立性的激化而求最终达致平衡状态，即寄希望于制度的构建来缓和这种对立，而忽略了造成这种对立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并不能真正消融制约机制中的对立立场，亦不妨碍平衡法成为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平台的坚实代言人。治理兼涉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

然而在人类依凭理性的形式去实现理性的过程中，理性的本体反而为形式所累，甚至理性的形式与追求理性的美好初衷代替了理性本身。然因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视角在中国难寻其祖，若从渊源上考证，终难避西方而另寻他道，故非笔者在西方中心主义驱使下一有意离题之举。而行政法作为确定政府组织问题的公法则表现为与正当行为规则相对照之目的依附的(end-dependent)组织规则，[24]经由行政法调整社会关系形成之行政法律秩序则属人造秩序的阵营。公共治理理论与公共治理实践固然尚不甚成熟，甚或其基本概念亦有待厘清，然其打破了社会科学中久已有之的关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传统思维模式，且倡导了一亘古未有之新型行政理念，而初露端倪之中国公共治理实践对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平台之诘难无疑是有力而尖锐的。

面对此双重不满，日益壮大之公民社会愈来愈理直气壮地向行政权发难，于是最终演变成公民权抱怨行政权专横，行政权抱怨公民权刁蛮之困惑局面。Zhang Shuyi, On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 from Law in China，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 Scienceand Law Press, 41-43, 92-120, 147-160 (2002)．[27]张树义：《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法学透视行政法学背景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故对于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平台滋生之行政法律秩序实与市场秩序之意旨南辕北辙，并进而试图于构建一容于交易、沟通本质之行政法律秩序等诸端更是痴人说梦。Song Gongde, Administrative Law Philosophy, Law Press, 376(2000)．[19][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王学辉：超越程序控权：交往理性下的行政裁量程序，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See Wang Mincan, Outline of Administrative Law, Law Press, 25(1983)．[2]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法学》2002第8期。

故人们脱离自然状态组成政治社会即国家并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委托于斯，国家一方面对公益负责，同时亦须保护个人财产权，倘国家违背契约侵吞个人权利，则后者得推翻它直到建立新政权。独观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局部变化，则可清晰地获知：原有体制内，强制行政手段主导之资源分配方式逐步让位于依政府与公民之交易及公民之间交易分配资源这一新的秩序，即计划的秩序让位于市场的秩序。

向来被视为体现行政法本质之控权法，以行政权以受控制的面目出现，确为公民权保护史上一里程碑式的飞跃，然若视及控权的完整外延—以法律、公民权控制行政权，则公民权对行政权的抗衡本质昭然若揭，纵有保障公民权之政治正当性，亦无法掩盖其背后公民权与行政权的对立实质。以一种法学上的方法使行政法学极度的自我限制甚至衍变成妨碍其自身发展桎桔之抽象性范式，实以19世纪后期形成于德国的严格法治主义为支撑，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即便在素有法治国母国之称的德国，人们竟也热烈地讨论着法治主义的动摇。Thomas Harding, Evolution and culture, Translated by Han Jianjun＆Shang Geling, Zhejiang People'sPublishing House, (1987)．[37]蒋立山：中国法律演进的历史时空环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4期。和谐行政法之称谓背后蕴含的实为一种呼吁行政法学应具有自我意识之学术理念，而我们关注之重点亦应在此。这种利益主张的表达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为一个政治过程……[4]然而，作为平衡法核心机制的制约—激励机制却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其立场的坚定性：平衡论认为：其一，为了防止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对立性的激化，行政法应该采用严格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所构建的制约机制，既制约行政主体，以防止其滥用行政权。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Law in Modern Society, Translated by Wu Yuzhang＆Zhou Hanhua, YilinPress, (2001)．[36][美]托马斯·哈定：《文化与进化》，韩建军，商戈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版。

一为以洛克为代表之自由主义者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构架。作为社会最大之组织成员，国家由社会孕育而出并包含于社会之中，近代以来国家对行政、军事、立法、司法、财税等权力之垄断始致其逐渐浮出社会层面，并最终以市民社会对立面之面相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

因为人不可能攀登得比他并不知道要去的地方高（奥利弗·克伦威尔语），故行政法学之发展虽不似法律近代化进程般欲进趑趄，但面对行政实务时，仍力不从心。Roberto Mangabeira Unger, Law in Modern Society, Translated by Wu Yuzhang＆Zhou Hanhua, Yilin Press, (2001).[35][美]R. 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于是，人们寄希望于人类理性能够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制度，使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运行能遵循一定的规则，防对立于未然之中，而其背后蕴藏的工具理性理念，亦使对立立场愈加深陷泥潭之中。Luo Haocai, Core and Theory Model of Administrative Law, 8 Jurisprudence, (2002)．[3]范式本为一从科技哲学中借鉴过来意指一种认识事物的模型、例证、模式、假定、理论之概念，其背后存在着支撑和统合着理论和制度体系的最核心、最基本的支点或原点。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ranslated by Deng Zhenglai et al.，Encyclopedia of ChinaPublishing House, 179(2000)．[24]［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 3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7][法]辛西娅·休伊特·德·阿尔坎塔拉：《‘治理概念的运用与滥用》，载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 Translated by Ye Qifang＆Qu Junong, The CommercialPress, 5-16,133-135 (1964)．[18]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实则，在人类社会（尤其是自现代化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面前，在自负的理性驱使下人们正步入一危险误区：对人造秩序之滥用及对自生自发秩序之无视。

若将反对抽象性解为意识形态与操作两个层面，则我国在后一层面上也己初具自觉性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各地正大兴之行政裁量基准化研究等。因此，国家的存在以维护市民社会、保障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

我们不可能用肉眼看到，也不可能经由直觉而认知到这种由颇具意义的行动构成的秩序，而只能够经由对不同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探索而从心智上对它加以重构……它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秩序。[14]然不得不提的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于西方亦绝非自始即呈现出二元对立之结构模式。

进言之，行政法律秩序之内核须合于市场秩序之本质则为当然之理。Douglass C.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ranslated by LiuShouying,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34(1994)．[20]于直视中国行政法学政治背景名下笔者却对西方着墨如此之多，纵不负文不对题之误，亦难逃离题过远之嫌。

和谐行政法正是这一严密进路之产物，其对中国行政法学政治背景之深切关怀、浓厚之中国问题意识以及走出问题之高度理性自觉始解救了行政法学于一场价值错位之危机，亦使行政法学自我意识不再是一个神话。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Jin Wulun et al.，PekingUniversity Press, 18-21(1970)．[33]笔者既将脱离西方现代化范式解读为行政法学自我意识之一端，却以哈耶克之秩序理论导疏和谐行政法之平台，此举似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之嫌。（三）后现代：公共治理的兴起在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中，人类的政治生活领域发生之最引人注目也是推动政府职能发生巨大转变之大事记是：人类政治过程之重心正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 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论及秩序问题，哈耶克关于秩序所作之研究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示。

[39]王学辉，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30]笔者于2008年行政法学年会首次提出和谐行政法后始终将其作为探索中国行政法学之重点，并于和谐行政法理念下对行政法律秩序、行政裁量程序、群发性事件的防范等展开了相关探究，可参见王学辉：和谐行政法律秩序的建构—基于‘5·12地震展现的行政法治化路径，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此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展开亦非循一历史发展历程以察中国行政法学政治背景，而实将影响政治背景之应然与实然诸因素在如此框架内进行整合而已。身处如此迷沌与复杂之中，行政法学若将其自身立于错误根基之上，则必贻害无穷。

肩管理与服务职能之名的基层政府面对行政相对人的恶意抗衡甚至刁难，竟成为息事宁人之和解政府，行政职权之正常行使大打折扣，行政权在基层组织的生成状态甚至面临被扭曲之威胁。[27]公共治理作为开放之公共管理与广泛之公众参与二者整合而成的公域之治模式，其首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区别于倚靠政府单元化权威之统治模式。